这两张照片是今年夏天和裔去古漪园的时候用松下君拍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单反究竟和DC有什么不同，也不知道光圈和景深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快门速度、光影或者构图技巧。我只知道，在我散步强迫症发作的时候，它是我唯一的陪伴者。拍下某一个场景，从来都没有什么理由，不是为了表现什么主题寓意也不是为了向某位摄影大师学习。最开心的就是回家以后传到电脑上一张一张翻看，感觉所有走过的地方，看到的事物，又都在眼前浮现出来，像是不经意就把时间偷偷藏起了一些。

自从有了D90，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碰过松下君了。是谁说没有人用傻瓜相机摄影的。

去安徽的那些天里，随行的摄影老师一再强调，拍小巷的时候，最好要有人在巷子深处，这样的照片才有深度。那个人的衣服颜色最好是鲜艳的，背影最好是沧桑的。还有诸如，阴天不可以留大片白花花的天空，构图会显得空洞没有内容之类的指导。我照做了，巷子深处要有人影，屋顶上空不要太多留白。巷子深处没有人的时候恨不得自己粘一个上去，屋顶后面天空不蓝的时候恨不得刷点染料涂点油漆。

结果很讽刺的是，去安徽拍了将近一千张照片，被我一下子删到一百多张。剩下的一百多张又被我挑来拣去最后还有几十张。我花了好几个下午对着几十张照片看来又看去，最后发现没有一张我是喜欢的。正好又碰上胃不舒服，导致我看到这些照片就止不住地一阵恶心。

闲散的热情正在急速地退散，相机已经变成一个打包盒，里面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外带食物。时间越久腐败得越厉害。什么美景什么秋色，它们被公式硬生生地框住，带回来。拍照对我而言渐渐不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厌烦心理作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独断和教条的恐惧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到现在还是忘记不掉。历史老师用看着一堆废弃稻草一样的眼神望向自己，把我的试卷随便地扯过来又扯过去，拍着桌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呵斥。这个场景至今仍然噩梦一般不断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我没有反抗，我不能反抗，面对高考的压力我能做的只有每天放学回家关掉所有的灯坐在黑暗里捂着嘴巴大哭。不想被任何人知道，那个表面看起来平平静静甚至有些无所谓的我，其实几近决堤。

她不会明白，这种强权对我是无济于事的，再多的批评和逼迫，我还是不爱背书，甚至反而越来越抵触。最后，高考以历史93分的成绩结束了这场日复一日的，几乎耗尽我全部力量的抵抗。我甚至病态地认为自己干得漂亮，这个分数不知道可以拖掉平均分多少。

而我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理解也从此与传统大相径庭，我想他们也只是应试教育下可怜的被鞭打者。落后生是他们在学校获得好的声誉和奖金的绊脚石。别问为什么优等生可以上课吃东西可以迟到可以偶尔忘记做功课。无论是什么美好的东西，在竞争和功利面前，都一文不值。

所以每次外教Marc用极度不耐烦的语调重复说着“Oui ou Non”的时候，我总想拿把剃胡刀把他的络腮胡当成绵羊毛剃了。我不懂他非黑即白的世界，正如他也不懂我们为什么总是集体沉默。

《死亡诗社》的结尾，几个学生站到课桌上对Mr.Keating说：“Captain！My captain！”，以此告别。看再感人的电影都不怎么哭的我，忍不住眼泪一阵狂掉。

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告诉我Carpe Diem的意思。也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为什么要站到课桌上。

这次的BGM是黄小桢的《Thoughts》。听到这句“Truly I'm no one in this world,and you are a star wherever you go”的时候会有一点小难过。已经凌晨3点52分了，我忘了我已经不再是熬夜达人了。